即便没有黄光裕案牵出的这次政商大地震，在企业运营、产业选择、区域经济层面，潮汕商帮的失语与失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身陷囹圄近500天之后，黄光裕将于近日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某间审判庭。与之前关于其罪名的种种猜测不同，这位原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00493.HK）董事局主席，在今年2月12日北京市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中，被诉的仅有三宗罪：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
在黄落马前后，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一批少壮派潮汕籍精英也相继事发。关于该案所有可能的细枝末节，在过去的15个月间，也已被人们从各个角度及渠道挖掘至深。
过去十年对黄光裕来说，可谓明暗交织。头五年，人们惊诧于国美模式纵横捭阖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冲击波，天津、成都、沈阳、北京、济南……惊鸿无数、藩篱丛生，黄光裕携国美一路涉险走过，并最终改写了中国家电行业规则。后五年，准确地说，从2006年黄氏遭遇调查（后蒙“照应”过关）开始，他逐渐诱发另一场涉及更深、范围更广的风暴，并最终落脚于遭遇官商勾结、贪腐潜规则的口诛笔伐，乃至法律审判。该次庭审几可被定格于一场“世纪大审判”，这或许是对现行体制及商业规则的一次拷问。
而在千里之外的潮汕平原，黄光裕之轰然倒下，更像是那个本土商业群体一道心理防线的坍塌。
先于黄光裕事发，潮汕商帮群体早开始经历“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与走私、骗税、假货猖獗相伴，潮汕信用危机的爆发，非但令潮汕企业名声扫地，还被曾与潮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温州商人（两者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迎头赶超。黄光裕为首的一派潮商的异军突起，曾令潮商群体为之一振，未曾想，此位“精神领袖”竟以更为剧烈震荡之方式落幕。
非但如此，黄的陨落，还在潮商中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除其兄长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京文唱片董事长许钟民、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深圳茂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黄茂如、香港赌业巨头连超等潮汕籍商界大佬都相继被卷入丑闻与非议，唯程度轻重不同。及至2月1日，深圳市金光华集团公司董事长李亚鹤（生于汕头市潮南区）亦因“涉嫌行贿”而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
与黄光裕17岁远走他乡闯世界并最终成就“国美帝国”相类，李亚鹤也是17岁即辍学前往深圳建筑工地打工，后来，身为包工头的李，得遇某高干子弟并成功揽下深圳某个路桥建设项目，由此改写命运、变身大佬。
事实上，十几岁外出闯荡，由小商小贩变身亿万身家的商贾大户，堪称潮商的标签之一，李嘉诚、朱孟依等皆是如此。你不能不折服于这一群体对于商业拜物教式的执着，以及为此不惜代价的努力。“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潮汕人”，正是这种对商业无孔不入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可敌国的巨贾。其间，潮商所爆发出的霸气、魄力、胆量、想象空间，自然令人震撼，但也搀杂了唯利是图、漠视法律、不择手段、任人唯亲等的复杂因素。
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敢“捅破天”的强悍风格叠加，既为黄光裕等人成功之根本，亦是其失去自由的祸源。
这已不是象征着潮商初兴的“红头船”年代（1684年清政府终结海禁，潮州船头被涂为红色），亦非百余年前远赴南洋的垦荒时代，潮商乃至中国所有商帮如今面临的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躁动期而试图搭建起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日臻成熟的法治建设，日渐完备的资本市场，被信息碾平的世界……凭借数百年绵延积累成就名号的潮商，如果还照老一套行走商业世界，未免时空错位。
事实上，潮商的问题集中爆发并非巧合。即便没有黄光裕案牵出的这次政商大地震，无论是在企业运营、产业选择还是区域经济层面，潮商的失语与失落都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底线的官商勾结
黄光裕头上的“第一只鞋子”，是在2006年国庆前夕掉下来的。
彼时，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牵涉他案而被捕，并供出其与黄光裕、黄俊钦勾结骗贷数亿一事，黄氏兄弟被带走调查。尽管受到庇护且调查最终不了了之（2007年1月16日公安部撤销对黄光裕的协助调查），但据说此后黄氏兄弟一直为缺乏高层背景而惴惴，自此，他开始了一场令其陷入深渊的自我救赎。
此后的2年时间里，这位首富迅速苦心经营起了一个级别甚高、涉及至广的官商关系网（第一次被调查之前，黄即与部分官员有勾结），直至2008年11月17日夜间，他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这一次，是真的。9天后，其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000931.SZ）董事长许钟民亦因同案被查。
在黄光裕案发前后，众多高级别官员也相继“落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济犯罪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以及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牵连之广至为罕见，甚至让当年上海社保案的主角张荣坤也为之逊色。
黄光裕利益链条深入政界之深之广，符合黄一贯的凌厉、迅捷手法。一位潮汕商人对本刊讲述了潮汕人送礼的特点：“潮商敢赌。即便不怎么熟悉，也敢上门送钱。而且把钱放下就走，不要任何字据。即便人家没有帮上忙，也不会去告发。在这点上，潮汕人已经有口碑了。”
以郭京毅（2008年8月13日被“双规”）为例，在某次酒会上，黄光裕酒后吐真言，称送给了郭巨额的真金白银（有报道称郭“两次收取人民币共110万元”）。郭自然也乐得为黄效力，在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过程中，郭甚至修改了法律规定，使困扰黄的外资占股限制被放开。
被黄光裕成功收买的郑少东，则在黄第一次遭遇调查后的2006年12月23日，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会议上表示，应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当然，这被认为是对黄光裕案的“特殊关照”。郑也不是“说说而已”，他还授意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黄“消灾”，令黄氏兄弟逃过一劫。
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人情世故比法律高得多，“只要把人搞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上述潮汕商人表示。
在地产界，合生创展走“高层路线”已不是什么秘密。“朱孟依交往的圈子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在朱孟依身边工作过数年的一位重要幕僚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意味着，朱个人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能量是惊人的。自从2004年土地“招拍挂”以来，土地市场已经成为各大地产公司竞逐的斗场，而合生创展在公开土地市场鲜有露面。早期，合生创展通过协议拿下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土地，至今，合生创展的土地成本都是行业中最低的。合生创展在房地产行业一战成名，始于1992年在广州天河区开发的华景新城项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合生以极低的价格拿地。不久之后，广州市政府宣布城市规划，天河区成为广州市中心区域。“如果你不清楚政府想什么，根本拿不到这样的地。”
在黄光裕事发后，不久即传出朱孟依事涉黄光裕案的消息，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合生创展一直处于动荡中，高层也极不稳定。2010年1月21日，合生创展公告称，公司行政总裁陈长缨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职务，廖若清获任为执行董事。
自曝“跟朱孟依很熟”的一位匿名人士对本刊表示，朱最大问题在于，他也是“官商勾结的高手”。
当然，官商勾结并非潮汕商帮独有，全国每年的官商窝案数不胜数。但黄光裕一人出事，竟然带出数位潮汕籍高官及商界大佬，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潮汕商帮在人际交往上的特点：自成一体、圈子封闭。
“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说潮州话、吃潮汕菜、喝功夫茶，那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潮商研究专家张更义对本刊分析说。自称“省尾国脚”的潮汕地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潮州话极为难懂，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许多其它地方已经模糊的传统，比如宗族观念、鬼神观念、多子多福的观念等等，在潮汕地区依旧很浓厚，在文化上，他们有非常高的自我认同感。
事实上，多位潮商研究人士均向本刊表示，潮商一直以来都不是与官员打交道的高手，他们更愿意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其中一位专家甚至指称，“黄光裕的手法不像潮商”，在他的印象里，跟善于结为行业协会行事的温州商人相比，潮商更喜欢把生意做得纯粹些，且会按照商业规则去做。
那么，一向非常商业化的潮商，为何突然成了“官商勾结”的重灾区呢？
“官商勾结也不过是为了生意的目的。”著名地产策划人王志纲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潮商近年来的官商勾结，“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商业化”，一切为了生意，于是，他们“把官场当商场经营”，“他们会认为投资政治是最大的投资，这跟胡雪岩的套路是一样的。”
过度的商业化，使得潮汕商帮呈现出极度现实主义的特征。“什么伦理不伦理，道德不道德，一切都是生意。”他们彻底地抛弃幻想，彻底地追求财富，这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潮汕人对金钱的理解，对机会的把握，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张更义说。
“他们做事情没有底线。”住在深圳福田区一处高档小区的朱先生，讲述了他对潮汕人的印象，“他们生很多孩子，楼下停着的宝马、奔驰，好车不断地在换，什么赚钱做什么。深圳的地下钱庄、印假钞等捞偏门的生意，很多都是潮汕人在做。”
潮汕有一句民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世界最大冰毒案”的制造者、大毒枭陈炳锡，即为汕头普宁人。此外，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这些曾经因为毒品而震撼人们神经的名字，均来自普宁。
“为什么潮商低调，是因为会见光死。”一位对于潮商渊源颇深的匿名人士透露，“(在黄光裕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潮汕商帮中沉潜在海底、鲨鱼式的人物有不少。现在这些鲨鱼们受到的震慑是空前的。”
“我现在对王石和万科佩服得五体投地。”深圳一位潮州籍的中型开发商对本刊反思道。他在深圳做了十几年地产，身家不菲，但是始终没有更大的事业空间。深圳地产界有很多比他做得好的老乡，“一直都是担惊受怕的”，“而万科从一开始就坚持走正道，现在反而有了这样不可超越的格局。”
他透露，在许宗衡案爆发之后，深圳有很多开发商暂避国外，其中有不少潮汕人，“围绕在许宗衡身边的主要就是潮汕籍开发商”。早在2000年，原深圳市长王矩案爆发时，这一幕也曾上演过，彼时，深圳茂业集团董事长黄茂如和其兄黄世再远避国外。
在深圳房地产行业中，潮商的影响力是绝对性的。“深圳这几年排名前十位的开发商，潮商能有八九家。在最成功的房地产企业中，潮商能占40％。”潮商能在深圳地产业造成这种格局，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善于搞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对高官出手阔绰的黄光裕，对家乡却“小气”得多。汕头市工商联经济联络部主任李冠禹对《中国企业家》回顾说，汕头市的市委书记曾请黄回去搞过一次座谈，“他也表态说回家乡发展，市里的领导很重视，因为是大老板要回家乡，但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
黄光裕最后一次出现在家乡，是在2008年11月10日参加汕头粤东侨博会，期间，他还特地在保镖的簇拥下回了自己的出生地—汕头市潮阳县铜盂镇凤壶村。
仅仅7天后，他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投机有余
走向官商勾结这条路，也与潮商的行业选择不无关系。
地产是潮汕商帮最擅长的行业之一。根据张更义对全球潮商的研究，“在价格不透明的行业，比如黄金珠宝、地产、军火、毒品等行业，是潮汕人拿手的。”黄光裕左家电连锁右地产，也是众所周知。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潮商的精明、胆大、魄力不无关系。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大公司觉得风险大撤出了深圳CBD，只有潮汕人敢投资，现在深圳CBD的开发商基本都是潮汕人。”深圳商业协会副会长唐荣生曾经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多年，他对潮商的印象是“别人不敢碰的项目，潮汕人敢碰”。深圳的许多烂尾楼，就多为潮汕人接手。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目前生意红火的COCOPARK购物中心，此前曾经烂尾十几年；星河国际接手盘活之后，“赚的不止10倍”。而深圳兆佳业房地产公司甚至专门以盘活烂尾楼著称，其董事长郭成也是潮商。“一方面是替政府解了围，另一方面烂尾楼一旦盘活收益相当高。”唐荣生说。
王志纲认为潮汕人具有四大特点：第一是生命力顽强，第二是好勇斗狠，第三是有商业传统，第四不受教化所约束。“他们在商业上的开创能力非常强，但如果控制不住就是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潮汕人的精明和好勇斗狠，在黄光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家电连锁行业中的诸多潜规则，比如上架费、促销费等等，都始于国美。黄充当了家电行业中的“价格屠夫”，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狂人”—不惜高价收购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疯狂操纵中关村股价，乃至通过地下钱庄洗钱。
这些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乃至市场经济未成体系之前，很有市场。无人否认，国美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在市场上凶猛拼杀出来的。薄利多销是国美能够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也是潮商的一大特色。在深圳茂业百货一直是人气最旺的商场，它最令消费者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年底通宵全场低至3折的活动。
“潮商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帮。”张更义说，大部分潮商都是从底层创业，通晓人情世故，对市场脉搏把握得比较准，同时“他们敢赌，有极为纯粹、独到的商业眼光”。2008年底，中国的股市已经接近底部，黄茂如出手凌厉，在二级市场大批量同时吃进3家上市公司股权，并最终获得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在王志纲看来，这也反映了潮商“投机意识太强”，而潮汕企业近些年所集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根源恰在于此。
在潮汕地区，即便是那些已经赫赫有名的企业，它们的销售额、企业规模、利润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它们都不会公布数字，连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据分析，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政府让其捐款之类；二是可以逃税。一位参与过潮汕多家企业上市的投行人士提供了这样的细节：“有的企业2亿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就有8000多万。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是应该给员工和国家的那两份，被企业给拿走了一部分。”
潮汕圈子内，还盛行用现金做生意、不开发票。“如果本金100万，一年流通10次就是1000万，光流转税就要交50万。如果用现金，流转税就省掉了。”一位潮商对本刊表示。尽管潮商素来对外以团结著称，但是“一般同行之间交流很少，都彼此防着对方”。很多潮汕老板把大量精力放在防范下属上，极度戒惧外人，结果导致外来力量很难融入企业。
“潮汕系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香港盛诺金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冲说，“潮汕商人多，企业家少。商人只为逐利，而企业家不但逐利，还有产业理想。这就是朱孟依与王石最大的差别。”商人与企业家的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的诸多不同，并最终带来企业发展路径以及格局的不同。
“过度精明就是狭隘。”在林天海看来，潮汕人过于精明，但始终是在“术”的层面拼抢，没有“道”的高度，更没有抓住“势”。“这是潮汕商帮这些年影响不及浙商、温商的主要原因。”林说。
在王志纲看来，温州商人之所以超越潮汕商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转向了实业，而非简单依赖于贸易。其依据在于，汕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特区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潮汕地区曾有一段辉煌期。彼时，汕头港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但在特区的优惠政策下，倒批文、走私贩私、制假卖假成为很多人发财的捷径。由于走私活动猖獗，国家开始重拳打击，潮汕经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潮汕又出现了信用缺失和虚假发票案，潮汕人的形象几乎降到最低点，其它省市的一些政府甚至出台文件，禁止本地企业与潮汕人做生意。
“当时的潮汕政府在引导上有问题。”潮汕文化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炜一说，“潮汕人在改革开放挖到第一桶金后，政府应当引导他们去搞实业，而不是继续搞原来那一套，搞贸易、倒批文加走私。”现在汕头港的吞吐量不及厦门港的1/10，而曾经向汕头取经办台商工业园的苏州，更是远远地把汕头抛在了后面。
与潮汕地区的发展轨迹最具可比性的，是浙江温州、台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潮汕还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时候，温台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制假售假事件，遭受巨大的打击，但不少温台地区企业选择了品牌化之路以完成升级。
“温台地区没有汕头的特区政策，做假做不下去了，逼着它从流氓变成了绅士。”王志纲说。
（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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